本次網二活動邀請台灣公益責信協會、用力關注公益財務的余孟勳（Simon），透過最新紮實的文獻研究及實務經驗，與大家分享他的觀察。
1. 數位時代的反思：美麗新世界？
- 不能僅看技術，而不談脈絡和背景
- 科技發展受制於資金與組織方式
先來看看幾個例子：
- 冰桶挑戰：在美國募得一億美金，但這種募款模式難以複製、可遇不可求，甚至不是 NPO 規劃發起的。（可參考：[紀錄] 9/9 挑戰冰桶之大腸冰論壇—行銷、責信及道德）
- kiva（線上微型貸款）：難以解決系統性的問題，譬如原本進行微型貸款的使用者，若要擴大經營，還是必須回到原本的金融制度，限制了商業模式可能的樣態，同時也容易複製類似的商業內容，大家可能借錢都做某一類生意，造成當地市場的擁擠與排擠效應。
- 318 運動和茉莉花革命等公民運動：其實只有少數運動中人在使用科技，把成功全部歸因於數位科技，是有問題的。
- 組織使用數位科技之後，是否有助於流程改善，還是因需生產更多報表，反倒比以前更忙？
- 敘利亞男孩的照片：這張照片顯示了數位時代時空的壓縮（timeless）、去疆域化（placeless）、去中心化（decentralization）、互動性（interactive）等特性，幾乎同一時間引起全世界共同的關注。但事後來看，對難民議題有幫助嗎？或者依舊是國際政治在進行角力？
2.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：資訊商品 vs 資訊禮物
在《誤解網際網路》（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）一書中，提到資訊是冷戰中發生的產品；但隨著商業化的發展，原本屬於大眾共享共用的資訊科技，漸漸成為有對價的商品，許多大公司透過收編科技成果來賺錢，例如：媒體依舊被傳統媒體勢力所壟斷， 它們可以透過資本強勢進入各個數位行銷管道，透過科技來賺錢。
因為近用科技與透過科技傳播的門檻，目前 NPO 面對的落差，包括：
2-1 實體社會的數位落差
- 所得水準與科技程度高度相關：有錢的人才能用好手機、好電腦和各種行動裝置。
- 複製實體社會階級／加深階級流動障礙
- 臉書的 Internet.org 計畫：印度菁英階級的反對，覺得臉書是商業考量；而且該計畫所提供的網路，只能連接有限網站，也引發干涉網路中立性的討論。（可參考：臉書所設立的 Internet.org，可以成為全球數位落差的橋樑嗎？）
- 不只是硬體和網路，還有軟體和支援的能量
- 例如：每天超時工作的人，陷入時間貧窮的狀態，根本沒有時間上網。
- 胖卡計畫的經驗：在台灣的偏鄉，可以看到每個孩子分到的電腦比城市還多，但沒有相關的陪伴和支持，只有硬體並不能增加他們的學習和能力
- NPO 與利害相關人期待落差：NPO 因為種種條件限制（組織的科層、行事保守等原因），容易造成「組織不透明」的印象，因為在爭議事件中，與網民所造成的輿論相比，反應太慢。例如慈濟事件：沒辦法快速回應，馬上就被減分了
- NPO 之間的軍備競賽：大型 NPO 有資源、有能力拍好廣告，但小型 NPO 可能根本沒有這樣的資源和餘裕。
- 臉書的宣傳：臉書雖是免費的開放平台，但因為官方多次修改演算法，導致觸及率下降。根據統計，2014 年粉絲頁上的貼文，每 100 個粉絲只有 3 個會看到。如果要增加觸及率，組織需付錢買廣告，所以臉書根本不是開放空間
- 媒體壟斷／內容農場：不斷收編使用者所創建的內容，最典型的就是到批踢踢上抄文成新聞。（編按：但另一方面，是否也可能透過在批踢踢上的倡議，影響主流媒體呈現的內容？甚至影響更多一手閱讀的數位原生代？可參考：[網二] NGO倡議者不能不知的PTT傳播學）
- 目前有五大系統業者瓜分了市場，他們也是大眾所接受資訊的開關控制者。
- 科技個人化及篩選機制：處於議題的同溫層，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減少。例如在臉書上，使用者容易刪除或隱藏和自己立場相對的言論與使用者。
- 大眾專注力下降／速度和煽動：媒體想快速吸引大家的注意，於是不斷推出即時、瑣碎、片段、用字聳動、甚至未經查證的新聞消息。
- 人渣文本：蘋果日報瀏覽率最高的文章，都不是重要的議題
- 意見多元／錯誤訊息
- 之前有 10歲女孩，獨顧兩老 5 年的新聞：在批踢踢上迅速發酵，幸好社工馬上上網回覆。但如果不回覆，對負責協助個案的 NPO，後果又會如何呢？
- NPO 缺乏好的意見交流平台、較健全的環境：目前唯一有類似功能的 NPOst 公益交流站，因為沒有商業模式，也被迫可能要中止服務。
- 極端言論／情緒反應：極端言論更容易聚集和散播。
- 喜歡看見 NPO 出狀況
- 使用者的心理，會有把 NPO 拉下神聖寶座的想法。
- 大眾覺得 NPO 沒有效率，所以不斷透過各種事件、強化這樣的印象。
- 資本主義變形：社會議題更形複雜
- 被迫參與虛擬社會：排擠現有資源
- 正確資源不易露出：消磨社會信任
- 台灣捐款人的公益素養還有待改進，但 NPO 還來不及參與，可能就先被大眾甩開
- 公益討論品質低落：專業性難以提升
- 網路上的討論區或臉書粉絲頁，大部分是情緒性批判，缺乏好的對話。
3-1 政府加強監控
- 弊案：美國通過紅十字會的陽光法案，涉及財務、業務和國土安全等方面。
- 反恐：英國特別強調，甚至可以因為這個理由直接關閉 NPO。
- 維權：中國加強對公民社會的監控。中國 NPO 想去行政化，但同時也對 NPO 議題進行限縮。中國政府會特別針對背後有西方資金的 NPO。
- 例如涼山議題：因為暴露了當地的貧窮問題，在網路上討論太多，最後當地協助的 NGO 都被政府趕出來（可見：中國在涼山：最悲傷作文將面臨最悲哀結局？）
- 揭露更多：美國 Form990 的監控變得更嚴格。對 NGO 進行評鑑的機構，都在轉型，特別反思過去對「行政費用」的評估，是錯誤指標；NPO 也必須投資行政成本、才有好營運，會影響基礎建設。
- 影響力評估的改變：從財務責信（finanical accountability）、營運責信（operational accountability），發展至今為宗旨的責信（mission accountability）。
- 資源排擠：小型組織的成本壓力沈重，特別需要加入社會影響力等質性的評估。
- 過去對 NPO 單純的善意和互動方式，對千禧世代（專指 35 歲以下，在數位環境中長大）來說，已經改變，年輕一代特別講究證據力。
- 與行為脫鉤：組織的責信是一回事，但大眾捐款的行為大多數並沒有跟著責信的強度而改變。
- 組織需要考慮：對誰？（To whom？）對什麼事情？（For what？）來進行對話與揭露（Disclosure & Dialogue），會牽涉到對組織而言，什麼是有這樣的急迫性的（Urgency）。
- 組織差異化利害相關人：因為資源有限，只能關注在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。但由於數位科技的影響，過往優先順序在後方的小額捐款人會開始往前移動，利害相關人的屬性開始複雜化，也因此改變組織原先決定急迫性的模式
- 根據美國捐款行為的研究：大多數人還是優先捐款給大型機構，只有 9% 的人會在捐款前，進行組織責信的比較，顯示出前面提到的認知和行為的落差。
- 重新理解議題
-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，因為透過田野和微觀數據去了解、研究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係，影響了增進福祉和減少貧窮的經濟政策的制定。（可見：解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·迪頓）
- 大的總體層面的問題，還是可以從微觀、具體的數據來入手。
- 納入多元觀點
- NPO 同儕之間的交流：國外的經驗顯示，有重大影響力的 NPO，往往願意分享經驗、擴大影響力。
- 討論影響力指標：重點是討論的過程：有沒有納入多元意見？最後達成共識？
- 制定數位策略
- 一種心態（mindset），甚至也能影響組織的變革。（可參考：[網二] 李怡志：非營利組織的網路內容策略）
- 最近在讀《書寫台灣第三部門史》：台灣的 PO（營利組織） 和 NPO 都面臨人才斷層的困境。同時，社會企業也會與 NPO 競爭人才和資源；捐款人的部分也出現了斷層。
- 與權力者溝通：認識立法委員、甚至進入法案提出的程序之中，事關資源的分配，對組織（們）來說是很重要的。
- 搶佔先行者優勢：台灣 NPO 的專業化較低，能準備好面對前述的問題，就是優勢。
- 辨認利害相關人及行為特性：不同世代、數位使用行為及權力位階的利害相關人，組織應該給予適合不同對象的反應及速度。
- 溝通速度＞深度
- 目前的網路世代閱聽人，比較在意速度。譬如：以色列官方成立了 Twitter 帳號，就是為了用最簡單快速的方式回應質疑，文字內容超過 140 字就直接附上超連結，提供讀者更深度的說明。
- 教育利害相關人
- 這裡的教育不是上對下的方式，而是捐款人不感到被冒犯的方式，來言說和敘述。
- 因為沒有好的 NPO 發聲平台，容易變成 NPO 得單打獨鬥，各自面對，難以累積經驗、共識和對話。
Q&A
Q1. NPO 除了公益交流平台，沒有合適的平台。NPO 彼此、以及跟公部門之間的溝通，國外有沒有什麼樣的解決方式？
- 中國是垂直式關係，由上對下；
- 美國比較是夥伴關係（這部分還需更細膩地細節來訂定）。如美國的 Independent Sector 像是智庫或交流平台，最近也修改了指導方針，包括：如何對抗隱私挑戰、告密者的治理層面、NGO 如何和大眾分享正在做的事情等等；每年會舉辦一個大型年會，共同來討論 NPO 面臨的挑戰。
- 台灣沒有一個跨 NGO 比較大面向的平台，大多是個別的幾撮人各自在發聲。
- 論文裡提到的二個悖論（政府希望 NGO 可以自由獨立發展，但最後反而成效不彰）：
- 以自律來補他律的不足：最後自律也只是最低標準，沒有他律作為槓桿，最後政府就在自由混亂的空間中進場，強化查核。
- 法制環境的不足：留了一個後門給商業部門，譬如醫療財團法人。
- 慈濟事件後續：慈濟把官網上的一頁財報拿掉，換成財務報告。（很多是大構面的問題）
- 一頁財報：至少是組織總預算；但公開勸募的財務報告：其實只有預算的一部分。如尼泊爾的募款就沒有公開。
- 紅十字會在塵爆時沒出來，反而是政府出來。因為大型 NGO 害怕公眾，還來不及反應就被大家罵翻，結果反而就消失了。
- 未來類似事件還會再發生
- 慈濟算是宗教組織裡做得好的，但大家可能有潛在敵意，而沒看見。
- 台灣企業型基金會喜歡自己做，或喜歡特定的一線服務組織，來達到他們需要的 CSR（企業社會責任）效果；甚至去爭取資源、排擠了其他的社福團體。很可惜，台灣的企業型基金會沒有把重點放在基礎建設的部署：
- 台新銀行的例子：發送補助的計畫，有些只補助組織十萬元，甚至限定在某部份行政費用。於是第二年有身障團體發表聲明、不再參加，不願意耗費這麼好的人力去爭取這麼少的資源，不如經營自己的支持者，更長遠。
- 甚至會對社會募款來做企業型基金會想做的項目，而不是給贊助；相較下，美國的企業型基金會：比較是給一筆錢去贊助需要的組織。
- 比較像在做公關（PR），而不是 CSR。
- 政府應該給 NPO 健康的成長環境，而不是什麼都管。但解嚴之後，有點放牛吃草、不管的感覺。
- 有影響力的 NGO 應該做倡議、跟政治人物打交道，解決系統性的問題，而不只是個案式的。
- 應該修財團法人法案（已經在立法院躺很久）
- 治理原則：
- 董監事的部分
- 強迫資訊揭露
- 衛福部規範醫療財團法人的法案，已在修改中。但其他 NGO 會仿效嗎？可能最後仍是多頭馬車。
- NGO 和第三部門內部也未有共識。
- 沒有大框架比不管還糟
- 會計財務報表準則，目前在草案討論中。但數位科技發展如此快，少了這些準則的保護，NPO 只能去變形適應，會很糟，動輒得咎。
- 陽光基金會是好例子：八仙塵爆後，人們開始捐款，所以他們就先在募款訊息上，同時公告已在申請勸募字號；募款中間不斷告知閱聽眾進度；且一達標就關掉。
- 事件發生一週就生出報告。目前也持續有，不斷互動、透露訊息。
- 平常的累積足以回應塵爆時大家對信任度的需求。
- 有人在開發 NPO 的索引引擎，並且會包含某些新技術，可拭目以待。
- 我想做「透明度指數」。索引不只評鑑，而是指引方向，希望引導大家往那個方向走。可能會有顏面的政治問題，以及憑什麼我來做？指標的公信力？有些透明度不足是因為組織不知該怎麼做，所以要避免對 NPO 產生懲罰效果。
- 有法律的最低標準是重要的
- 治理資訊揭露一致偏低，大家都不想（或不知道要）揭露；而財務資訊揭露則是差異很大。關於財務資訊揭露程度，自律聯盟所做的研究也有類似結果（可參考：[網二] 如何成為一個有責信的NPO—從捐款人信任談起）。
- 建議組織平常就要練習數位工具，跟年輕世代溝通，待遇到不利的狀況才能有回應能力
- 舊型態的 NGO 有更多既有的資源和人脈等等，並不會馬上失去優勢，因為新型態的仍是少數。
- 也可回過頭去想組織的問題，哪些能用數位工具來解決？
- 原本捐款給慈濟的人，還是會繼續。慈濟後來也延攬企業顧問等等，做了些改變；另外他們也開始設立一些小的社群頻道（如臉書社團、Line 群組等），要說服／圈住原本的支持者（前面提到的「辨認利害相關人」）。
- 大方向是一樣的，都想提升組織的責信水準；但運作的邏輯和方法不一樣。
- 自律聯盟原本就是 NGO 組成的，會比較從 NGO 的角度出發，如何在不傷害 NGO 的前提下，增加募款，會從培力角度發展工作：
- 找會計師事務所來體檢 NGO
- 沒有強制力
- 大家較不願意捐錢給做這種服務的組織，所以聯盟只能聚焦在大組織上面，以有限的資源來做服務。
- 協會比較是從一般大眾、有財務背景來看，怎麼做社會投資的選擇？說服 NGO 比較辛苦，但鄉民比較容易有共鳴。
- 因為做法不同，所以另立協會
- 把自律聯盟網站上的 NGO 財報，透過 Google 試算表變成一個資料庫。
- 協會目前比較是封閉測試的狀態，因為要考慮現實對 NPO 夥伴的影響和反應
- 會在 NPOst 上發表文章，做比較快速的回應。
- 想從制度面來對 NGO 造成壓力
- 原本想和自律聯盟合作，內外來對 NGO 造成壓力，但目前也遭遇資源有限的困難。
- 感受到台灣的 NGO 缺乏整體觀察，所以每年在做 NGO 觀察年度報告（可見 2014 年度報告）。
余孟勳，〈數位時代的公益責信〉（下載連結），發表於：「自律或他律？第三部門治理與責信」學術研討會」，2015/9/2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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